以“股田制”为新动力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

　　黄剑辉现任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原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副秘书长；华夏经济学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

　　记者：请您谈谈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瓶颈是什么？

　　黄剑辉：我们目前面临的**大问题是农业现代化水平落后。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为38，排世界第65位。另据科技部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现代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大概有20年的差距。首先，我国农村缺乏总体规划，主要表现为：道路、信息网络、供水、供电、供热、垃圾处理、娱乐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供给严重不足；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机构紧缺，服务水平较低；金融机构网点偏少、服务类型单一、贷款难度高；民主化程度、参与社会管理程度、法制程度等也较低。

　　其次，现行土地制度安排也是比较扭曲的。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制自1978年推出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相对人民公社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已经很难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面临平等与效益之间复杂的两难问题，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也使地方政府成为实际的土地供应主体，导致了很多的矛盾。

　　再次，农业兼业化、副业化、老年化趋势突出。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6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1.6亿。现有的农业小规模生产、副业化和老年化已开始影响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导致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下降，影响农业机械化作用的发挥，妨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后，农产品竞争力减弱，危及产业安全。托底收购政策、较高的生产资料成本、分散的小农经济导致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20%以上。数据显示，从2006年~2012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籽、甘蔗价格年均涨幅均低于同期成本涨幅，到2013年我国大宗农产品国内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价格。

　　在上述瓶颈之下，我们需要思考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推进的大环境下，继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第二，如何克服人多地少的自然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第三，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四，如何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和配套改革措施，建立相关的新机制和体制，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条件下完成“空间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同时促进农村内部土地资源有效配置、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农地与农村宅基地的合理流转？

　　记者：不知道目前国内外有哪些农业发展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参考?

　　黄剑辉：近几年来我国各地也推进了一些模式的土地改革，包括天津的宅基地换房，重庆的地票模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好像没有起到类似1978年小岗村废除人民公社搞土地承包制，对整个农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革命性作用。

　　通过回顾我国几千年来的土地制度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一是土地制度需因时而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但在进行制度变革时，需在既定的目标下因地制宜，不搞全国“一刀切”；二是中国历代的土地制度变革并未将土地制度安排与保护庶民的财产权利、平民的政治联系起来，现阶段的改革要让农民对土地拥有相对完整的产权，加快促进土地的灵活流转，并减少行政干预；三是土地政策的设计要经过深入、实地的前期研究，规划先行，土地改革的实施要有法律政策的指导，更要有实际的行政推动力；四是农业的发展，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政府需降低税负，简化赋税品种，并实现赋税公平，切实保护农民权益；五是加强规模效益、机械化耕作、商品化生产、企业化经营、金融全方位支撑，是改造小农经济的积极举措。

　　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国外的经验，从全球来看，决定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工业技术水平三个方面，除这三个方面外再考虑土地规模的大小，这样就形成了大概七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即美国模式、日本模式、韩国模式、以色列模式、荷兰模式、台湾模式、德国模式等。

　　美国搞规模化农场经营，高度机械化、化学化、专业化、分工化、市场化，形成严密的服务网络，重视农业科技和政府规范支持；日本则是以集约化的小农经济为特点，农业科技推广常态化、效应化，政府保护与扶持力度非常大；韩国是以工业化立国，来反哺农业现代化，自上而下设立三级农业服务体系，中央、道和市郡三级农业服务机构把科研、推广与培训工作纳入统一管理程序，统筹安排使用人力、物力与财力；荷兰耕地不足，农业企业大多采用集约化、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荷兰政府为使有限的土地得到高效的利用，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国情和气候特点的农业发展战略及政策；以色列的自然环境恶劣，但却实现了农业的高速和可持续发展，这主要得益于科技：滴灌技术克服缺水现实、无土栽培技术弥补土地资源的不足、生物技术提高农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台湾的农业特色是精致、休闲，发展成功**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以农林牧渔产品的产销活动为轴心，生产和经营并重，实现可持续经营；德国农业除提供食物外，还被赋予其他非常重要的功能：为工商业提供原材料，并为能源部门提供能源；保护自然资源，特别是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地下水、气候和土壤；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和休养的场所。

　　记者：通过纵向分析我国土地制度的演变以及横向对比国外多种模式，您对我国未来的农业现代化有哪些政策建议？

　　黄剑辉：我觉得中国应该选择符合国情和区情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因为中国比较大，三十多个省，地理条件、农耕条件都不一样，不能搞“一刀切”，应该注重发挥地方的特点。比如，在东北、山东一些平原较多的地区可以借鉴美国和德国模式；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可以借鉴台湾的产业融合的模式；在西北干旱的地区可以借鉴以色列节水高科技的模式；在经济发展很落后、地形比较复杂的云贵等欠发达地区可以考虑借鉴日本、韩国、荷兰的模式，采取集约和特色化的经营。所以，基于不同的农业发展条件，应该采用不同的模式，而不能简单的用一种思维来推进。在顶层改革的推动下，通过“融智+融资+融商”，我们需要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要积极稳妥、加快推广“股田制”，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以村或镇为单位注册成立“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可引入城市工商资本，促进农村生产组织的现代化和公司化。同时，还要辅以配套措施：一是改革税制，使财权与事权合理配比，同时引入推进土地增值税和物业税；二是将农民的土地产权“做实”；三是改革现有征地制度，确定“农地转用”的市场转让权；四是改革户籍制度，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给迁出农民以社会保险、城镇住房、就业扶持、子女入学等方面保障。

　　其次，要组建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乡村规划设计院。为国家农业总体发展规划、现代化路径、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社会服务机构构建、农业区域分布协调、农业产业升级融合、“三农”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农村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乡村生态修复等各方面和领域提供研究规划和解决方案支撑。

　　第三，构建多层次的农村教育体系，全方位培养农业后备人才。基础教育应大力开设山村幼儿园和山村小学，使乡村儿童获得公平受教育机会；中等职业教育应打造培养具有现代化核心技能的新型“职业化”农民；高等大学教育，应引导学生深入生产实践，产学研密切结合。此外，为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应设立专业教育培训机构，对农业管理者、学者、科研人员创业给以政策和资金支持，使知识便捷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四，积极拥抱“互联网+”，搞活农村电子商务。各地要抢抓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机遇，积极运用物联网和云技术实时、海量收集、整理、分析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数据，搭建园区环境与病虫害信息感知监测系统、测土配方施肥平台、农产品质量溯源系统等各类数据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并自动防控，实现科技化生产管理。还可与国家、省、市、县、镇各级信息采集站实现数据共享，真正实现生态农业的现代化、智能化。

　　**后，大力发挥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一是加快农业立法进程，完善政府支农的制度安排、组织管理和政策体系；二是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政府直补和信贷投入相结合的办法，加强中小河流治理，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基础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三是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与保险机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灾害救济制度，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政府应给予农民一定程度的补贴；同时结合农业保险的特殊性，积极推行多种灾害保险制度；四是对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新项目融资提供财政贴息，降低其融资成本。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如针对季节性收购等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多开办收购信用贷款、农产品订单贷款、保单质押贷款、小额保证保险贷款等；探索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推广“信贷+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等产业联合体融资模式；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鼓励融资担保机构积极研发担保产品，创新反担保方式，降低对农业企业的担保条件。